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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：網(wǎng)絡資源 2009-07-07 09:49:50
近代以來，由于國際社會普遍使用陽歷，中國欲與世界接軌，必須采用國際通用的陽歷，放棄傳統(tǒng)中國使用之陰歷。民國成立，將傳統(tǒng)的夏歷（陰歷）改為陽歷，對民眾的日常生活影響甚大。改用陽歷，民國革故鼎新、萬象更新之舉，也是社會進步的標識和體現(xiàn)。但在它的推行過程中，民眾除民國紀年外，對陽歷并未完全接受，從而形成了歷法問題上的“二元社會”格局：社會上層（機關、學校、團體及報館）主要用陽歷，下層民眾（商家、一般市民及廣大農(nóng)民）主要用陰歷，陰歷在整個社會上占主流、陽歷僅為點綴。[①]1928年后，南京國民政府采取了一種非常激進的手段，依靠政治強力進行了一場自上而下的廢除舊歷運動。這場運動，既反映了政府與民眾在歷法問題上的嚴重對峙與沖突，又是逐步將中國時鐘擰到世界時鐘發(fā)條上的重要步驟。
一、民初陰陽歷并行局面的形成
中國歷法，來源甚遠，相傳在伏羲、神農(nóng)時，已有上元、太初等歷，以建寅之月（即夏歷正月）為歲首，隨后屢有改革，建子、建丑、建寅、建亥，代各不同。漢武以后各代歷法，一律沿用夏正，以夏歷紀歲。
1911年10月（辛亥舊歷8月），武昌起義后的軍政府以黃帝紀年，各省響應。1912年1月1日，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(tǒng)后，正式通電各�。�“中華民國改用陽歷，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”。（孫中山，1982：5）其目的有三：一是共和成立，不用皇帝年號，而改為民國紀年，便于民眾記憶；二是陽歷沒有閏月，減少了陰歷閏月的換算，便于年度預算；三是與國際上普遍采用陽歷的潮流相適應，便于在對外貿(mào)易和對外交涉上與國際接軌。這一改革立即得到了宣布脫離清政府而獨立的各省的普遍支持。1月13日，孫中山發(fā)布《臨時大總統(tǒng)關于頒布歷書令》，令內(nèi)務部編印新歷書。內(nèi)務部編撰的這部《中華民國元年新歷書》特點有三：一是新舊二歷并存；二是新歷下附星期,舊歷下附節(jié)氣；三是舊歷書上吉兇神宿一律刪除。這部新歷書體現(xiàn)了共和精神，剔除了封建迷信的文字。6月，原來負責為大清皇朝編修《時憲歷》的欽天監(jiān)改歸教育部，籌組北洋政府教育部觀象臺，負責編撰《中華民國元年歷書》。由于教育部觀象臺有著較好的天文觀象設施和編撰歷書經(jīng)驗，所以，它所編訂的新歷書，具有一定的權威性，替代內(nèi)務部編新歷書而風行全國。從民國元年到北洋政府垮臺，民國每年所用的“新歷書”，均由北洋政府教育部觀象臺編撰。
民國初年采用陽歷而不廢陰歷，必然會形成歷法問題上“二元社會”格局：社會上層（機關、學校、團體及報館）主要用陽歷；下層民眾（商家、一般市民及廣大農(nóng)民）主要用陰歷；陰歷在整個社會上占主流、陽歷僅為點綴。對此，一些方志明確記載：“民國創(chuàng)興，起義者紛紛不一，眾議改用陽歷，即以其年一月一日為‘元旦’，各省軍、政學界普同慶祝，由是造印歷書者陰陽并載。軍、政俱用陽歷，民眾、農(nóng)、商，凡年節(jié)一切仍用陰歷。”（丁世良、趙放，1991a：741）這種“二元社會”格局，可以從陽、陰歷新年的慶祝規(guī)模，及政府、民眾對它們的關注程度上體現(xiàn)出來。
1913年1月1日，是民國成立后第一個元旦。南北統(tǒng)一、政府北遷，就任臨時大總統(tǒng)的袁世凱格外重視陽歷新年，并舉行了一系列慶賀活動。如果將陽歷新年與隨后陰歷新年兩者略作比較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民眾對于陰歷與陽歷的觀念存在著巨大差異，不僅出現(xiàn)了“民國新年”與“國民新年”的分立，而且出現(xiàn)了“新新年”與“舊新年”的區(qū)分：“新舊兩名詞，處于極端反對之地位，既曰新則必非舊，既曰舊則必非新，不意關于全國之歲歷，竟以反對名詞，聯(lián)合一氣，如舊新年之名目，勝播于國人之口，殊為可怪。”（無妄，1913）
正因民眾對民國陽歷新年與陰歷新年有著截然不同的態(tài)度，所以，以官廳、機關、學校為主要慶賀者的陽歷新年，被稱為“民國之新年”，以一般社會民眾為慶賀者的陰歷新年，被視為“國民之新年”：“民國之新年，乃前總統(tǒng)紀元受命之新年，今總統(tǒng)承兆繼統(tǒng)之新年也，故凡享民國權利者，均得而慶之。國民之新年，乃四千余年祖?zhèn)髦履�，四百兆人普通之新年也�?rdquo;（夢幻，1913）“民國之新年”與“國民之新年”的分野，顯露出政府與民眾在采用陰歷與陽歷問題上的分歧。
如果說民國初年“二元社會”僅具雛形的話，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，這樣的格局越來越鮮明，并逐漸成為一般社會的共同認識。無論處于何種目的和動機，即便僅僅是為了點綴，社會上層于陽歷新年，照例要放假慶賀，逐步加深著人們對“官府之年”的印象。1915年陽歷新年，慶賀者僅為上層社會人士：“彈指光陰，新年已過。慶賀也，封賞也，宴會也，演劇也，以及一篇勵精圖治之官樣文章，許多善頌善禱之照例祝詞。”（無妄，1915）隨后的陽歷新年，仍舊是官府熱鬧、民眾冷淡的情況。對此，有人評議說：“辛亥以還，改行新歷，于是一國中過年景象，遂有官派與民俗之分，一歲過兩年，相沿成習者，又六載于茲異。”（無妄，1917）此處“官派與民俗之分”，赫然揭示了民國初期歷法問題上“二元社會”的分立與對峙。
到1919年時，陽歷在社會上也推行了八年。當人們回顧民國改用陽歷的歷史時，發(fā)現(xiàn)“官家之年”與“民間之年”已經(jīng)涇渭分明。在采用陰陽歷問題上，中國社會形成了比較明顯的“二元社會”格局。這種格局，已經(jīng)成為民國社會的一種普遍現(xiàn)象。這種情形，烘托出一個上層社會“官家之年”的熱鬧景象。也正因如此，“新歷年者，官家之年也”，已經(jīng)成為當時中國社會各界的共識。
從“民國之新年”與“國民之新年”的分立，到“官派與民俗之分”，再到“官家之年”與“百姓之年”的對峙，清楚地為人們呈現(xiàn)出一幅歷法問題上“二元社會”的奇特景象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人們對“二元社會”的格局，也逐漸習以為常：“吾國自光復以來，首改正朔，無如社會習慣不易改變。名義上雖遵用陽歷，而種種事實，仍依陰歷行之。每值年頭歲尾，學校都放假，報界且�？ど桃嘈輼I(yè)。”有好事者署春聯(lián)譏諷曰：“男女平權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；陰陽合歷，你過你的年，我過我的年。”（王錫彤，1913：183）
“自新舊歷并行，政學農(nóng)工商各界，各行其是，于是才過新年，又過舊年，年年如是，已變成特殊的慣例。”（無妄，1920）這樣的概括，已經(jīng)明白地說明：在陽歷推行后僅僅數(shù)年，在歷法問題上出現(xiàn)了陰陽歷并行、社會上層與下層分立的“二元社會”格局。
二、國民政府廢除舊歷與查禁舊歷書
歷法問題，向來是關系社會民生的大問題，每個新政府建立之初，都要通過改正朔、定歷法等方式，來表示革故鼎新的姿態(tài)。國民政府北伐成功，自然希望改變北京政府的正朔：由陰陽歷并用，改為專用陽歷，并將陽歷定為國歷，而將陰歷視為舊歷、廢歷，以示自己是新的革命政府。這樣一改，便將國民黨與北洋軍閥區(qū)別開來，將南京國民政府與北京政府區(qū)別開來。前者只采用陽歷，后者采用“陰陽合歷”，隱然與舊政府的“正朔”區(qū)別開來。
陰陽歷并行，是北洋政府屈從于民間習慣勢力而采取的一種暫時的、無可奈何的默認。這種默認，顯示了北洋政府對民間社會控制力的軟弱。作為與北洋勢力相對立的國民政府，自然不會再如北洋政府那樣默認陰陽歷并行的局面。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，將陽歷定為“國歷”，將舊歷視為“廢歷”，并制定“國民歷”頒行各省。1928年5月7日，內(nèi)政部長薛篤弼草擬《普用國歷辦法八條》，呈請國民政府允準。11月8日，行政院召開第二次會議，不僅確立了廢除舊歷運動“以由政府提倡領導為原則”方針，而且對內(nèi)政部提案作了明確規(guī)定。12月8日，國民黨中央執(zhí)行委員會提出《中央對普用新歷廢除舊歷協(xié)助辦法》，通令國民黨各級黨部及民眾團體，協(xié)助國民政府廢除舊歷。這樣，行政院所屬的內(nèi)政、教育、工商、財政等部，乃至國民黨中央黨部，均參與廢除舊歷運動。
當時民間所流行的舊歷書，是按照陰歷排列四季年月日期的文本，稱時憲書、陰陽合歷，俗稱黃歷、萬年書等，其內(nèi)容除了年歷外，還有許多與民眾生活相關的文字，如建屋、遷居、行止、婚喪等的宜忌，這些顯然是有封建迷信色彩的。正因舊歷書是民間沿用舊歷的物質(zhì)載體和主要依據(jù)，所以要廢除舊歷，關鍵在于查禁舊歷書的印制、銷售與使用，使民眾無舊歷書可資憑借。1929年7月2日，國民政府發(fā)布543號命令，通令各省市政府一律遵行，它規(guī)定“以后歷書，自不應再附舊歷，致礙國歷之推行”，“不得再于十九年歷書及日歷內(nèi)附印舊歷，以利國歷之推行。”7月16日，國民政府行政院發(fā)出2327號訓令，規(guī)定今后的歷書不再附舊歷，各地書店不得再印制、發(fā)行舊歷書；各地編制的新歷書必須完全用陽歷年月日，不準有任何陰陽合歷的痕跡。
推行陽歷、廢除舊歷，一方面是要查禁舊歷書，另一方面是要編制、印行新歷書，以取代舊歷書，供民眾采用。1929年12月，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編制的《民國十九年國民歷》經(jīng)教育、內(nèi)政部審核通過，向全國發(fā)行，以取代民間流行的各種舊歷書。但在這部新歷書未印行前，各地為了滿足社會上對新歷書的需要，按照國民政府所規(guī)定的編撰原則，印行了各種各樣的新歷書。以上海市政府編撰印行的《民國十九年新歷書》為例，該歷書出版以后，首批印行數(shù)萬冊，不到一個月便銷售一空。
舊歷沿用與商家?guī)つ考懊耖g契約有很大關系，這是當時許多人的共識。內(nèi)政部規(guī)定：不僅要改正商店清理帳目及休息時間，而且嚴令人民按陽歷收付租息及訂結財產(chǎn)上之契據(jù)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提出了《查禁民國十九年歷書日歷月份牌等附印陰歷案》，建議將陰歷、陰陽歷并用的做法“一并取締，以崇國歷”。1929年10月5日，國民政府發(fā)布964號訓令，通令全國：“從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起，凡商家?guī)つ�，民間契約，及一切文書薄據(jù)等，一律須用國歷上之日期，并不得附用陰歷，方有法律上之效力。”
國民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，通令商家改變結帳日期，帶有很大的強制性。商家盡管有些不滿和抵觸情緒，但出于經(jīng)濟利益的考慮，也不得不遵行。從當時的實施情況看，國民政府變更商家結帳日期，確實抓住了廢除舊歷問題的關鍵。因為商界結帳及契約的有效與否，必須以政府的規(guī)定為準，所以，與廢除舊歷歲時年節(jié)相比，這種強制性的辦法，收到了顯著效果。以陽歷日期作為商家結算及訂立契約及其他商業(yè)活動的日期，從此以后成為商界的主流。
三、廢止舊歷歲時節(jié)令、代以陽歷紀念節(jié)日
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化傳統(tǒng)，在使用舊歷過程中，逐漸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歲時節(jié)令，如立春、元旦、元宵、龍?zhí)ь^、清明、端午、乞巧、中元、中秋、重陽、冬至、臘八、除夕等等。這些歲時節(jié)令，已經(jīng)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民國初年改用陽歷后，北京政府逐漸確立了一些國家紀念日，與這些舊歷節(jié)令并行。據(jù)1925年印行的《泗陽縣志》記載，北京政府所奉行的陽歷紀念日及節(jié)日有：陽歷1月1日為中華民國成立紀念日，4月8日為國會開幕紀念日，5月9日為“國恥日”，4月5日為“植樹節(jié)”，10月10日為國慶紀念日，12月25日為云南起義紀念日等（丁世良、趙放，1995a：531）。由于陰陽歷并行，這些新紀念日主要是官廳、學校來紀念，在民間社會中并無太多的表示。
國民政府在廢除舊歷過程中，也采取了確定和增加陽歷紀念日、用根據(jù)陽歷推定的民國紀念日，來代替舊歷歲時年節(jié)的辦法。上海市黨部及上海市政府頒定之《革命紀念日一覽表》，確定了諸如陽歷1月1日為中華民國成立紀念日、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(jié)等29個革命紀念日。1930年7月10日，國民黨中央執(zhí)行委員會第10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《革命紀念日簡明表》及《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》，將革命紀念日分為兩種：
一是《國定紀念日》。陽歷1月1日為民國成立紀念日、10月10日為國慶紀念日，“各休假一天，全國一律懸旗扎彩提燈志慶，各地黨政軍警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均分別集會慶祝，并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慶祝大會。”5月5日為革命政府紀念日，7月9日為國民革命軍誓師紀念日，11月12日為總理誕辰紀念日，這三個紀念日“各休假一天，全國一律懸旗慶祝，各地黨政軍警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分別集會紀念，并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紀念小會。”3月12日為總理逝世紀念日，“是日休假一天，全國一律舉行追悼紀念，停止娛樂宴會，各地黨政軍警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均分別集會紀念，并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紀念大會。”3月29日為革命先烈紀念日，“是日休假一天，由各高級黨部召集當?shù)馗鳈C關團體學校分別祭奠所有為革命而死之烈士并舉行紀念大會。”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，“全國黨政軍警各機關團體學校一律分別集會紀念，停止娛樂宴會，并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民眾大會兼作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，不放假。”8月27日為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，“是日休假一天，全國一律懸旗致慶，各黨政軍警機關各學校各團體分別集會紀念，并由各該地高級行政機關召開各界紀念大會。”二是《本黨紀念日》。規(guī)定陽歷3月18日為北平民眾革命紀念日，4月12日為清黨紀念日，5月18日為先烈陳英士先生殉國紀念日，6月16日為總理廣州蒙難紀念日，8月20日為先烈廖仲愷先生殉國紀念日，9月9日為總理第一次起義紀念日，9月21日為先烈朱執(zhí)信先生殉國紀念日，10月11日為總理倫敦蒙難紀念日，12月5日，肇和兵艦舉義紀念日，12月25日為云南起義紀念日。國民黨中央規(guī)定：“以上各紀念日由各地高級黨部召集黨員開會紀念，各機關團體學校可派代表參加，不放假。”（行政院內(nèi)政、教育部，1934：13-14）
國民黨中央規(guī)定的這些紀念日，因是以國民政府命令之形式通令各地黨政機關嚴格遵行，故各地黨政機關學校及團體基本上均能做到。1935年刊印的《青城縣志》載：元旦為中華民國成立紀念日，“是日宴集娛樂，慶賀新年，政府、機關、學校舉行紀念會。”3月12日為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。“是日掃墓筑墳，并舉行紀念會，實施造林運動。”（丁世良、趙放，1995b：182）隨著國歷的推行，國民政府法定的新陽歷新紀念日及按照陽歷規(guī)定的新節(jié)日逐漸增多，到40年代中期以后，民國各種紀念日及陽歷節(jié)日已經(jīng)達到了數(shù)十種之多，除了上述紀念日外，還有“司法節(jié)”（1月11日）、“戲劇節(jié)”（2月16日）、“童軍節(jié)”（3月5日）、“國醫(yī)節(jié)”（3月17日）、“美術節(jié)”（3月25日）、“青年節(jié)”（3月29日）、“兒童節(jié)”（4月4日）、“音樂節(jié)”（4月5日）、“母親節(jié)”（5月12日）、“禁煙節(jié)”（6月3日）、“工程師節(jié)”（6月6日）、“陸軍節(jié)”（7月9日）、“父親節(jié)”（8月8日）、“空軍節(jié)”（8月14日）、“教師節(jié)”（8月27日）、“記者節(jié)”（9月1日）、“體育節(jié)”（9月9日）、“商人節(jié)”（11月1日）、“醫(yī)師節(jié)”（11月2日）、“世界學生節(jié)”（11月17日）及農(nóng)民節(jié)、詩人節(jié)、護士節(jié)、合作節(jié)等等。（丁世良、趙放，1995c：600-601）
國民政府所采取的這種辦法，強化了陽歷為機關學校團體采用之力度，上層社會采用陽歷的現(xiàn)象更加普遍，這是值得肯定的。但廣大的社會下層民眾沒有接受官廳規(guī)定之紀念日及陽歷節(jié)日，則說明他們依舊沿用舊歷歲時年節(jié)，這種情況顯然是政府所無法容忍的。因此，對政府來說，廢除舊歷、推行陽歷的關鍵，固然在于推廣陽歷紀念日，但更重要的則是禁絕舊歷歲時節(jié)令。
國民政府在對待舊歷歲時節(jié)令問題上，采取了雙管齊下的辦法：一方面推行新的紀念日和節(jié)日，另一方面直接將舊歷歲時年節(jié)廢除，將舊歷節(jié)氣，原封不動地移為陽歷月日，并將在舊歷年節(jié)的習俗及活動，統(tǒng)統(tǒng)移到陽歷年節(jié)來做。
1927年底，馮玉祥在河南、陜西和甘肅等地推行陽歷時，不僅將舊歷的除夕、正月初一、正月十五元宵節(jié)、五月初五端午節(jié)、八月十五中秋節(jié)，及七月十五、十月初一的鬼節(jié)等節(jié)令，統(tǒng)統(tǒng)作為社會惡習“一律廢止”，而且明確規(guī)定民眾只準過陽歷元旦，原來慶賀舊歷年的種種活動，統(tǒng)統(tǒng)移到陽歷年來辦。1928年4月，內(nèi)政部明確通令各省區(qū)市：“將一切舊歷年節(jié)之娛樂、賽會及習俗上點綴品、銷售品一律加以指導改良，按照國歷日期舉行。”這就是說，將舊歷年節(jié)應有的各種點綴品及正月間一切娛樂活動，移至陽歷新年元月舉行，其思路仍是馮玉祥在豫陜甘推行的辦法。即使后來國民政府對廢除舊歷作了一些變通后，仍然沒有放棄這種簡單的“挪”“移”辦法，其制定的《推行國歷辦法》明確規(guī)定：“移置廢歷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種禮儀點綴娛樂等于國歷新年”，“各地人民應將廢歷新年放假日數(shù)及廢歷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種禮儀娛樂點綴，如賀年、團拜、祀祖、春宴、觀燈、扎采、貼春聯(lián)等一律移置于國歷新年前后舉行”。
國民政府廢除舊歷歲時節(jié)令，是一種簡單粗暴而牽強附會的做法，故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反對。在政府看來，政府并非不許百姓過年，只是要他們照陽歷去過；也并非不許民眾娛樂，并非是要廢除過年的一切禮俗風氣，僅僅要改一個日期罷了�？墒窃诿癖娍磥�，問題并不那樣簡單：“不能改日期，改了便不是那個味兒。”(大公報，1931)這句非常普通的話語，潛含著政府與民眾在觀念意識上的深層分歧及沖突。在民眾看來，將過舊歷時令年節(jié)時的慶賀活動挪到陽歷上來，已經(jīng)從根本上“變味”。因為改變的不僅僅是一個日期，而是附屬于這個日期上的一套民俗文化和生活習慣，是民眾日常生活習俗的整個改變或轉(zhuǎn)軌。
四、舊歷的合理性及其變通之道
中國舊歷，嚴格說來是陰陽合歷，并非純粹的陰歷。它之所以能沿用數(shù)千年，說明它自有“特長”之處。有人經(jīng)過研究后斷定：在世界已行的13種歷法中，除現(xiàn)行的陽歷（即格勒果歷）外，中國舊歷是最進步的，其原因有二：一是因為中國社會是農(nóng)業(yè)社會，中國經(jīng)濟是農(nóng)業(yè)經(jīng)濟，“而舊歷中之季節(jié)，即與此種社會、此種經(jīng)濟有銳敏之呼應”；二是因為“舊歷新年可謂數(shù)千年來之民族的休息日”，也是“公認之結算日”（大公報，1930）。這就是說，舊歷最有價值的地方，恰恰在于它的歲時節(jié)令。這些歲時節(jié)令之所以有價值，是因為它與中國的農(nóng)業(yè)社會密切相關：“以農(nóng)事言，二十四節(jié)氣為農(nóng)民所奉之圭臬；以水利言，朔望兩弦，為航行所恃之指南，而三大節(jié)算帳之質(zhì)度，尤與中國經(jīng)濟組織有密切關系。”（大公報，1929）
不僅如此，舊歷歲時節(jié)令，還與一般民眾日常的祭祀、婚娶、賽會等重大活動密切相關。單就祭墓為例，1930年刊印的《桓仁縣志》載：“夏歷正月十五夜間，民戶皆向祖先墳墓設燭，名曰‘送燈’，或有以面為之者。清明節(jié)，民人均祭墓，焚化紙錢、包裹、冥衣，并有修墳添土者。夏歷七月十五日，民人均祭墓，焚化冥鏹。夏歷十月初一日，俗稱‘鬼節(jié)’。是日除墓祭外，并焚化紙錢、冥衣于墓側，曰‘送寒衣’。除夕前一二日或本日，皆往祭于墓，去墓遠則奠于路口。”這樣看來，舊歷自有其生命力所在：“而民間于祖宗忌辰、自己生日，均必不肯改易，且亦與政體無干。況蜒人之于潮水，農(nóng)夫之于耕植，尤有絕大關系，必不忘也。”（如是，1930）這些附于舊歷歲時節(jié)令上的風俗文化，實際上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仍然有生命力的東西。國民政府驟然間要廢除舊歷，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數(shù)千年中國的民眾日常習慣，而且是幾千年來中國民眾所賴以生活的深厚的風俗文化。因此，看似簡單的變更日期，實際上包含著巨大的社會變革，同時也意味著這場社會變革的難度，遠遠超出了當時推行者的預料。
民眾對國歷年的冷淡及舊歷新年的熱鬧、及政府與民眾的沖突的情景，對國民政府產(chǎn)生了強烈的刺激。鑒于“各界狃于習慣，廢歷節(jié)序依舊舉行”的現(xiàn)實，政府不得不有所變通，被迫保留一些舊歷節(jié)令。1930年3月，內(nèi)政部長楊兆泰、教育部長蔣夢麟，參考日本“將舊有節(jié)日移于陽歷”的辦法，制定了一個《舊歷節(jié)日替代辦法》。他們意識到，移風易俗“宜取漸衰漸勝之道，孰因孰革，或張或弛，自當權衡輕重，斟酌變通，以期無礙推行，”所以必須“另定相當之替代節(jié)日，亦資民間休息及賞樂。”為此，決定仍舊保留舊歷元宵、上已、端陽、七夕、中元、中秋、重陽、臘八等歲時節(jié)令。這顯然是政府對于民間社會的屈從和妥協(xié)。政府承認消滅舊歷歲時節(jié)令的辦法是“未當”的，因此必須加以“變通”。其變通之道,就是保留這些舊歷節(jié)令，但必須“一律改用國歷月日計算”，“凡民間于沿用舊歷時，所有之觀燈、修楔、競渡、乞巧、祀祖、賞月、登高等娛樂及休息之風俗，均聽其依時舉行”。政府想通過這樣的“變通”和“移置”，達到“寓酌改舊俗之意，因革張弛，并顧兼籌”的目的。
國民政府這個替代節(jié)日辦法，在印行的《中華民國二十年國民歷》時，分別載明于陽歷月日之下，供各地執(zhí)行。如陽歷1月15日，為“上元”；3月3日為“契辰”；4月5日為“清明”；5月5日為“重五”；9月9日為“重九”；12月8日為“臘八”等。從當時的實施情況看，這個代替辦法很快得到了落實。國民政府改變了“舊歷既廢，則凡附帶之舊習慣應一律廢除”的過激辦法，認定“只須不背黨義黨綱，并于風俗習慣公家治安無所妨害，均無廢除之必要。”（內(nèi)政部、教育部，1930）這確實比過去務實多了，是一種明顯的“取漸衰漸勝之道”的變通辦法。但這樣的變通,將舊歷節(jié)期移于國歷，不免牽強，不僅與原來日期不符，而且失去了各種紀念的意義，實際上并沒有超出上述馮、薛等人之“移”和“挪”辦法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當國民政府尋找變通之道時，各地政府在歲時節(jié)令上采取了一些更可行的變通辦法：保持舊歷中的歲時節(jié)令，但不是按照陽歷來強行“移挪”，而是相應地將它換算成陽歷的月日，按陽歷月日過舊歷歲時節(jié)日。這是一種陽奉陰違的“瘴眼法”，但也不失一種高明的折衷辦法。據(jù)貴州《平壩縣志》載：“‘立春’、‘雨水’、‘小寒’、‘大寒’等二十四節(jié)氣，‘端午’、‘中秋’等三大節(jié)等名目，一同舊歷，惟變成國歷日期計算。凡社會過舊節(jié)氣之種種儀式，其無礙于善良風俗或涉及迷信者，仍聽群眾于新節(jié)氣內(nèi)舉行。”（丁世良、趙放b，1991：563-564）云南《韶通縣志稿》則是目前見到的為數(shù)不多的，以陽歷為主來敘述歲時的方志。它采取的變通辦法，就是在陽歷月日下，注明舊歷的節(jié)氣。如陽歷1月1日元旦約在舊歷“冬至節(jié)”后；2月上旬約當舊歷之“除夕”；4月中旬即舊歷之“上巳日”；6月中旬,約當舊歷的“端陽”；8下旬為舊歷的“中元節(jié)”；9月下旬為舊歷的“中秋節(jié)”；10中旬為舊歷”重陽節(jié)”等等（丁世良、趙放，1991c：740-741）。這顯然是一種既照顧陽歷年月日、而又不廢除對舊歷節(jié)令的變通辦法。
正是在這種政府尋求變通之道、向民間社會作有限的妥協(xié)與退讓，同時民眾受潛移默化影響、逐漸參與陽歷慶典的相互調(diào)適中，陽歷及其新節(jié)日逐漸為社會各界認同，從而改變了民初那種陰歷為主、陽歷為附的格局，在3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了以陽歷為主、舊歷為附的新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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